南汉宸与中国贸促会的成立 

上世纪初，为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发展国际贸易及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周总理考虑到当时中国尚未与大多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2年5月，中国成立了以南汉宸为会长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为中国同一些尚未正式建交的国家开展民间贸易提供条件，以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

战后首次与日本客人接触1952年5月14日，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上邀请的三位日本国会议员——参议院高良富(女)和众议员帆足计、宫腰喜助一行，从莫斯科飞来北京。这是中国贸促会成立后接待的第一批外宾，也是日本代表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位日本友人都是打着别的旗号申请出国护照，辗转来到莫斯科出席会议的。

这是战后第一次与日本客人接触，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南汉宸、廖承志召集中国贸促会秘书长冀朝鼎、中国进出口公司副经理倪蔚庭和“日本小组”的孙平化、肖向前、谢爽秋、林芳等人商量谈判和接待问题，一是安排参观访问，让日本客人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二是就贸易问题开始接触。

南汉宸和廖承志研究决定，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谈判，中方由冀朝鼎、倪蔚庭主谈，孙平化、肖向前负责接待工作，把日本客人请进北京西城区宣武门附近头发胡同的一座小四合院里，同吃、同住、同活动，孙平化及时把有关情况报告廖承志，廖承志定期向周总理汇报谈判进程。

周恩来知道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宫腰喜助、高良富等人能够访华极其不易，特别指派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与其友好协商，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周恩来认为中日两国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在尚未恢复邦交的状态下，可以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互通有无，推动两国关系缓慢发展。于是在1952年6月1日亲自主持《中日贸易协议》的签字仪式，并指示南汉宸发表谈话说:

“中日两国在经济上过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恢复与发展两国间的正常贸易对于两国人民均属有利，特别是对于日本人民的经济恢复与发展更有重大意义……根据平等互利原则，经过诚恳协商，协议在今天正式签字了。双方议定在以货易货的基础上，每方购入与售出各为价值3000万英镑的货物……此次所签协议，仅为两国人民间的贸易关系恢复的开始，我们相信这一协议的完成，将使两国人民间的贸易有可能继续扩大，并有助于中日两国人民新的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

南汉宸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凭借自己丰富的社会阅历和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不断地在荆棘丛生的中日关系的峡谷中奋力开辟着可行的途径。他与“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长期担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的黑田寿男和理事长宫崎世民及宇都宫德马、日本经济界著名人士村田省藏、铃木一雄、木村一三、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等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曲折的对日民间贸易

1956年夏，在北京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仇恨，中国老百姓把日本国旗骂为“膏药旗”，北京不少市民听说日本商品展览会要挂“膏药旗”，纷纷向“日展”办公室提出抗议。南汉宸根据周总理指示耐心地进行解释，并在展览会开幕式上强调，这次日本商品展览会的胜利展出，标志着中日贸易进展出现的新气象，中日贸易将会有更大的发展。我们应该携手起来，共同为建立中日两国间的正常贸易关系，为争取签订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协定，签订两国银行间的支付协定，互设商务代表机构而努力。

1958年1月8日，南汉宸与山本熊一签署了关于扩大中日贸易、强化业务联系的会谈备忘录。在岸信介蓄意阻挠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政策一再受到中方的揭露和批判的形势下，在贸易协定上签字的日本三团体也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的要求。4月9日，日本政府对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做了答复说:“日本政府鉴于扩大日中贸易的必要性，将尊重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精神，在日本国内各项法令的范围内，同时根据没有承认政府这个事实，还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关系，给予支持和协助，以便达到扩大贸易的目的。”

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等三团体在接到日本政府答复的当天，将该项复文航寄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南汉宸。南汉宸主席经请示中央并与国务院外办研究，于4月13日电复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等三团体负责人池田正之辅、山本熊一，指出日本政府的答复不但没有提出任何应有的明确的保证，而且蓄意进行破坏，复电说:

“我方研究了日本政府关于第四次贸易协定所做出的答复。这个答复表明，日本政府对于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实施，不但没有提出任何应有的明确的保证，而且蓄意进行破坏。我方断然拒绝接受这个答复。航邮转来的答复正文，将原封退还。”

南汉宸认为协定的最主要精神是友好，而日本政府的“答复”一边说要尊重协定的精神，一边却强调无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要尊重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并以不承认中方机构“具有官方的特权地位”为借口，公然声明不承认中方机构有权悬挂本国国旗。这不是“尊重”，而是蹂躏协定的精神，破坏协定的基本原则，与中国为敌。

南汉宸指出日方对协定的“支持和协助”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在“国内各项法律的范围内”。本来，尊重驻在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在于日本政府把国内法作为一种限制性条件，不是保证协定的实施，而是加以阻挠和破坏，例如悬挂国旗问题，日本当局早就表示，日本刑法第92条关于损毁外国国旗的惩罚协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岸信介4月9日又说，损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行为，只能根据损害私人财产的刑律来处理。同样是国内法，在这个问题上哪一条都不适用，目的都是使中方机构无法悬挂本国国旗。当时大家都感觉到，没人能保证日本政府不会同样以国内法为借口，使中方机构和所属人员得不到安全保证和工作便利。

南汉宸气愤地指出日方第二个前提条件是“根据没有承认政府这个事实”。中日贸易协定是双方民间团体的协定，根本不牵涉到两国互相承认的问题。谁都知道这个答复是同蒋介石集团进行多次秘密会谈作出的，其实际含义是要讨好蒋介石集团。所谓“官方的特权地位”完全是凭空捏造。中日两国、中日两国民间团体和商品展览会在对方国家悬挂本国国旗，过去从来没有因为没有邦交而感到不便。双方悬挂国旗当然是代表自己的国家，把国旗说成是私人财产，倒是闻所未闻的今古奇谈。

南汉宸指出日方提出的第三个前提条件是“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关系”，显然是指日美关系。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不仅对日施加压力，粗暴干涉，而且指使蒋介石集团对日采取威胁性措施。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国际关系”只能意味着屈从美国政府的意志。

南汉宸指出日本政府虚伪地表示对协定“支持和协助”，只是为了国会即将举行选举，三个前提条件实际上是使协定无法实施。日本政府的答复，最后还说要“达到扩大贸易的目的”，似乎认为即使在屈辱和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国也非同日本进行贸易不可。应该记得“禁运”没有能够扼杀中国，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20年前的中国！

南汉宸主席在复电中逐句批驳了日本政府答复的谬论后说:“贵方对于中日协定的签订曾经尽了极大的努力，日本人民对于这个协定也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我方不能不坦率地指出，在日本政府设置的障碍没有扫除以前，这个协定是无法实施的。”　

中国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人民日报》4月15日发表社论《再论岸信介政府破坏中日贸易协定》，对南汉宸的对日复电表示，“我们完全支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所做出的严正表示”，接着严肃指出:“岸信介政府企图玩弄两面三刀的手法达到潜在的帝国主义野心的目的，不仅在中国人民面前行不通，而且也将使其他亚洲人民更加认清它的真正面目”；“岸信介一面对中国人民显示出露骨的敌意，一面想从中日贸易中捞一把，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中国担心的事情果然很快发生了，5月2日在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悬挂的五星红旗，被日本暴徒公然扯下，长崎日中友好协会等主办团体要求日本当局严惩暴徒，但日本当局却按照“不承认中国国旗”的说法，以“轻微犯罪”罚款500日元了事。

对此，南汉宸、雷任民气愤地代表中国贸易促进会，立即打电报给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等三团体，指出这个事件不是偶然的，在事件发生之前，台湾方面曾要求长崎地方当局和展览会摘下中国国旗，但是遭到拒绝。事件发生后，日本当局立即释放了日本犯罪分子，这是公开侮辱中国国旗的行为，中国人民表示十分愤慨。这个事件应由岸信介政府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5月9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谈话，逐步把对日关系降到零点。　　

打开僵局的艰苦努力

为打开处于极端困难状态的中日关系，周总理1960年8月23日会见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提出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的贸易三原则。周总理特别对个别照顾进行解释说，你们日中贸易促进会可以根据上述中日贸易三原则，对你们认为友好的、有可能做的、对双方都有利的生意，可以进行介绍。可以同中国的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南汉宸接洽，他们懂得这个原则。个别照顾，中华全国总工会也知道，可以找总工会谈。

　“贸易三原则”传开之后，许多日本商社企业纷纷表示衷心拥护与接受，愿意在承认“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前提下，与中国恢复和发展贸易关系，这就要选定友好商社。

据南汉宸调查，有许多中小商社从50年代已经和中国有贸易往来，他们的商社和企业规模虽然不大，但他们所从事的中日贸易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最多的是农产品、水产品、钢铁、纤维、工艺美术、肥料、矿产、畜牧、书籍、医药品(特别是中药)、香料等，涉及两国民间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在地域的分布上，基本上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神户为中心，但在从北起札幌南至鹿儿岛包括长野、群马、广岛、静冈等地，他们对中国态度友好，离开从中国进口的猪鬃等原料就寸步难行，对他们应该予以照顾。

日本中小商社经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友好协会等团体和友好人士的介绍，向中国贸促会表明进行贸易的愿望，再经日方团体审查，从日本中小商社负责人中选拔承认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合格者，推荐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由中国贸促会核准才能成为友好商社，他们受理后复信表示同意建立业务关系，邮寄发送广州交易会请帖，同时通报给当时归口经营具体业务的各专业进出口总公司和有关部门备考，有此资格者再与中国有关贸易公司联系，签订民间贸易合同。

1961年4月，南汉宸向日方首批被批准的38家友好贸易商社发出参加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邀请，南汉宸在广州热情接待。在廖承志、南汉宸协助下，中日工会代表1960年5月在广州就首批“照顾物资”的细节达成协议，第一次成交的生漆7月运抵横滨，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从10月开始，日本贸易商开始到北京洽谈业务，中日贸易逐步发展起来了。

本文来源：人民政协报 王俊彦

南汉宸（图片来源于网络）

南汉宸（1895年12月14日-1967年1月27日）又名南汝箕，中国政治家、外交家、金融家。南汉宸毕业于太原师范学校、北平政法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汉宸曾长期在冯玉祥、杨虎城部从事秘密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解放后，南汉宸任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是中国人民金融事业的创建人之一。1950年，南汉宸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后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1952年，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1952年10月，当选为民建总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南汉宸受到迫害，于1967年1月逝世。1979年，南汉宸得到平反昭雪。 

个人履历

1922年，山西籍革命党人续西峰、景梅九等在天津酝酿反对北洋政府，邀南汉宸出山。1923年，南汉宸离家抵津，重新投入到反封斗争之中。1924年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方改编为国民联军第一、二、三军，南汉宸参加了孙岳的第三军，任军需、训练处长等职。

1926年9月，冯玉祥考察苏联回国，奉行亲苏政策，在国民联军总部成立了以共产党人刘伯坚为副部长的总政治部；各军也成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南汉宸担任第三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长。

在刘伯坚等共产党员的具体指导下，南汉宸开始对共产主义有了较深的认识，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救中国的危机，并渴望自己能成为共产党的一员。

1926年10月，国民联军组织参观团访问苏联，南汉宸主动要求前往。启程前，他找到刘伯坚，郑重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刘伯坚素知南汉宸追求进步，是个练达的政工干部，遂和高敬轩一起介绍他入党。

1927年6月，任河南省政府秘书主任。

1927年冬，任命南汉宸为校长。南汉宸利用校长一职，在第十军中发展了不少党员。

1927年12月，中共皖北第二届特别委员会在太和成立，南汉宸任特委书记。

1928年10月，南汉宸作信阳县长。他利用合法职位多次掩护革命同志转移，帮助安排工作。

1930年7月，南汉宸被杨虎城委任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

1933年夏，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南汉宸在日本收到吉鸿昌的电报，邀他回国共商抗日大计。但他回来时，抗日同盟军已经失败。南汉宸暂留天津在西北军中从事上层统战工作。

华北事变后，北方抗日浪潮如火如荼。南汉宸和王世英等在学校中大力发展党的力量，吸收了40余名党员，并且团结了许多著名学者，如杨秀峰、张申府、张友渔、齐燕铭、吴晗等。

杨虎城在南京参加完国民党五大返回西安没几天，长征初到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见杨。杨虎城不知真假，复派省府科长、秘密中共党员崔孟博到天津找南汉宸询问。正巧南汉宸、王世英要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白区工作，遂同崔孟博一起到了西安。王世英见到杨虎城，证明了汪锋是自己的同志。王、汪同杨虎城经过商谈，在南汉宸早先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商订了四项合作原则。这些原则由王世英带给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同。从此，红军和西北军的合作序幕正式开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震惊中外。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周恩来征得杨虎城同意，决定调南汉宸协助代表团工作。

1937年10月1日，经阎锡山同意，由各党、各派、各军及晋、绥、察各省政府代表组成的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南汉宸任组织部部长。

1938年春节后，阎锡山电告续范亭到秋林参加会议，企图在会上通过解散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的决议，以达到削弱新派力量的目的

1941年1月28日，他主持草拟了各项税务政策和粮食征收章程，把原来商人采取的以厘股摊派负担的办法加以改进，吸收大、中、小商人参加商会领导，结果方法虽然简便，收益却大增，粮食征收的具体措施也日臻完善。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中充分肯定了陕甘宁边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所作的努力。

1947年，应董必武邀请，南汉宸到河北平山，任中共中央工委财委副主任，后又调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银行总经理。期

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南汉宸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1950年8月1日，在南汉宸主持下，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

1952年，南汉宸着手筹划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

1952年春，周恩来特派南汉宸主持贸促会工作，担任贸促会主席。

1952年4月，南汉宸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身份，率领由25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此次会议共有49个国家和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代表471人出席。

1961年，南汉宸访问拉美国家。在巴西，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邀请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访华。古拉特副总统于同年8月应邀来华访问，南汉宸陪同毛泽东会见了巴西贵宾。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友好往来，有力地冲破了美国推行的新“门罗主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汉宸率中国代表团多次出访亚、非、拉各国。每次出访，他都坚持党和政府的外交原则，既增强了同亚、非、拉人民的友谊，又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人际交往

挚友杨虎城：

上世纪20年代末，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路军政治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南汉宸结识了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杨虎城，双方一见如故，并在以后几十年的交往中，二人成为肝胆相照的兄弟和挚友。

“七七事变”爆发后，被迫留洋的杨虎城因抗日报国心切，于1937年10月辗转归国，不料遭到蒋介石的监禁。

1938年底，南汉宸只身带领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秘密来到贵州的玄天洞看望杨虎城。杨虎城百感交集地说：“汉宸，我没有按你的意见坚持绕道从苏联回来，落此下场，悔恨莫及啊！”他一边抚摸着儿子，一边对南汉宸说：“看来我肯定是出不去了，今后拯民就交给你了。”并嘱咐杨拯民说：“今后一定要走你南叔指的路。”此次相见竟成两人的诀别。

手足傅作义：

南汉宸与国民党著名将领傅作义原为太原陆军小学同窗，长期保持着联系，堪称“手足之交”。因此，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南汉宸便多次担任我党和傅作义的联系人。

1936年8月，南汉宸奉中共中央指示，携毛泽东主席亲笔信秘密到绥远，积极动员与鼓励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将军抗战。11月，傅作义率部迎击日军，取得百灵庙大捷。毛泽东再派南汉宸携亲笔信赴绥远。

1948年11月，东北大军进关后，中共中央在军事上对北平形成“围而不打”的态势，争取傅作义接受和谈，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曾发电报请中共中央派南汉宸作代表来进行和谈。当时作为傅作义副手的国民党将领邓宝珊单独约傅作义在“全聚德”吃饭。席间，邓宝珊从怀中取出了南汉宸的信，傅作义阅后频频点头。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最终与中共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

古巴朋友：

1961年3月，南汉宸率团访问古巴，并主持在哈瓦那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式。作为古巴革命成功后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访问古巴，南汉宸一行受到古巴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华侨的热烈欢迎。

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工业部长切·格瓦拉、武装力量部长劳尔·卡斯特罗等领导人分别与南汉宸进行会见和会谈，并参观了中国展览会。

4月，当古巴总理卡斯特罗正在与南汉宸会谈时，突然接到美军登陆吉隆滩的报告，卡斯特罗既要去指挥作战，又担心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因此心中有些不安。南汉宸平静地对他说：“你去指挥战斗吧，大不了我们和你们一起再上山打游击！”事后，卡斯特罗感慨地说：“中国才是真正的朋友！”

南汉宸简历情况来源：www.gerenjianli.com